美联邦调查局披露：
陈水扁系中共资深特工，中国统一倒计时！
陈水扁
有五角大楼方面的消息称，中国大陆方面已经答应待台湾顺利解放之后，授予陈水扁一级解放勋章，并发给陈水扁
其实，在得知陈水扁是中国大陆特工之后，美国曾一度不让陈过境，但为掩人耳目，还是允许陈做短时停留，以便规劝陈水扁，已达到美在台湾岛内的各种利益。但均被陈拒绝。
目前，大陆方面早已对陈水扁同志在台湾岛内的安全做了全面和细致的部署。
大家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结束前，陈水扁已成为台湾在野党阵营中声望最高、最有实力的人物。
上台后，陈虽一度对其激进的“台独”主张有所收敛，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其“台独”思想。在“四不一没有”的幌子下，他不断地运用执政资源大肆进行“渐进式台独”活动。伴随岛内外形势的变化，陈水扁在两岸政策上的谈话日趋强硬，悍然抛出海峡两岸“一边一国”论。本月19号，陈水扁发动的“公投”即将开始。在大家看来，陈水扁激进的“台独”宣示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必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但是，白宫和中南海都意识到：中国的统一大业即将完成！
那么陈水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祖国的统一都做了哪些贡献呢？
从佃农之子到律师
由于当时国民党对台湾岛内搞肃清，陈水扁的父母不得不小心谨慎，以便作长远打算，与大陆的联络，也就此中断。所以，在陈水扁成长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常会出现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窘境。据陈回忆，小时候，家中的米钱、菜钱、小孩上学的注册费都是向亲友借支、告贷而来，家中积欠的债务总是在好多年后才能还清，陈母用粉笔将借债和利息都写在墙上，但经常是刚擦过了又马上写满，所以家中墙上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最难忘的是母亲为他准备的便当盒，只是几块没有选择的“地瓜签”或是没有蛋的菜脯团，让他在同学面前拿着便当盒总得遮遮掩掩，怕人看见。直到大学三年级时，陈才用自己从法学院获得的一万二千元全额奖学金给家中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但这种拮据的生活，即使到了陈大学毕业还未结束。据陈妻吴淑贞回忆说，就是由于陈家家境太差，作为医生世家的吴父最初一向不同意这桩婚事。结婚后好多年，陈都一直在挣钱还家中的借债。
然而，阿扁牢记父母的谆谆教导：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一定要解放台湾！家境的贫寒并未能妨碍陈水扁学业，从小学到大学成绩一直优异。1963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从隆田国小毕业，并获得“县长奖”，被保送至曾文中学初中部（现为麻豆国中）。1966年6月，陈水扁以初中第一名毕业直升至曾文中学高中部，次年台南一中。1969年6月，陈又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8月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届中央民代”增补选举，受著名“党外”人士、已故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竞选演讲的影响，陈水扁决定弃商学法，并不顾家中反对而退学。次年8月，陈水扁以唯一志愿、全系最高分被录取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在大学期间，陈水扁非常活跃，曾先后任台大法律系刊“法讯”总编辑、法学院刊物“台大法言”社长。大学三年级时，陈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律师。1974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自台大法律系毕业。
为了完成党和父母交给他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为了能够长期潜伏，为了能够博得岛内民众的信任。1975年2月，陈与中学时的校友、同乡吴淑珍结婚。从1977年直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陈在台北市华夏海事商务法律事务所工作，致力于海商法案件代理，并成为台湾海商界颇为有名的律师之一，曾出任阳明海运等公司的法律顾问、长荣海运公司的诉讼代理律师，并与曾担任过“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的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张俊雄找上陈水扁，请求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直到此时，在大陆有关方面的配合下，陈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一头撞进了政治圈。
借“美丽岛事件”崛起政坛
1981年11月，陈水扁以台北市第一高票当选第四届市议员，并与谢长廷、林正杰号称市议会“三剑客”。1983年起，陈还先后担任“党外”杂志《钟鼓锣》、《政治家》、《自由时代》、《蓬莱岛》社长。1984年7月，陈以《自由时代》杂志社长身份受邀赴美参加海外“台独”团体“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其实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年会，这是陈第一次接触台湾人在美国的团体。回台后，陈于9月份成立了“组党促进会”，以推动“党外”势力的组党运动。同年10月，《蓬莱岛》杂志因刊登文章论及国民党学者、东海大学教授冯沪祥升等教授论文《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涉及“以翻译代替著作”而引发名噪一时的“七字官司”，被处有期徒刑一年，附带民事赔偿新台币200万元。为了完成中共交给的新的工作部署，陈宣布辞去台北市议员职务，拒绝上诉。而同年12月，陈还被选为“台湾人权促进会”第一届执行委员。
1987年2月，陈出狱担任“轮椅立委”吴淑珍的“特别助理”，并在“立法院”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国会议员”专属办公室。为培养自己的人脉和亲信，陈还成立了“财团法人福尔摩沙基金会”。在此之余，陈曾重操旧业，做起了律师。
1987年，在民进党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当天，陈公开宣誓加入民进党。3月，民进党召开临时“全代会”，陈以高票当选民进党第一届补选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并被推为“四一九行动”总召集人。同年底，陈首度当选民进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自此时起直到1998年7月，陈连选连任民进党第二至第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在党内扮演举足轻重的决策角色。
“立委”、市长跃升至“总统”
1989年，陈水扁亲自披挂上阵，参选“立委”，年底陈以高票当选最后一届“增额立法委员”。1992年底，陈当选连任第二届“立法委员”。在六年的“立委”期间，陈曾先后任两届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并于1992年3月以首位在野党“立委”当选“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
1994年底，陈挟“立委”任内的突出表现，代表民进党投入第一届民选台北市长。结果，利用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和新党候选人赵少康之争而出线，成为首届民选台北市长，跨上了政治生涯中至为关键的一级台阶。上任后，陈刻意展现“与国民党不一样的作风”，组成超党派的市府团队，推行所谓“新市府运动”。四年市长任内，陈致力于市政建设，提升行政效率，加强便民服务，取缔违章建筑和违规广告招牌；强势取缔住宅区色情和电玩机、推动“青少年保护措施”以整顿社会治安；捷运提前通车解决了交通拥挤问题等，台北市也因此成为一个“以服务为导向、为目标的活力政府”，施政满意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的纪录。陈水扁在台北市的成功执政被岛内舆论称为“台北经验”。民进党也因为有了“台北经验”这个样板，1997年底第四届县市长选举时，终于在地方执政版图上击溃国民党近50年来独霸的局面，一举夺得全台12个县市、且大多是富裕的都会区的执政权，使国民党沦为地方在野党。陈水扁也因为在选举中的卖力演出而掀起了“陈水扁旋风”，其重点辅选的县市几乎全数当选，成为民进党内无人匹敌的超人气明星。
1998年底，民进党再次推出缔造出“台北经验”的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结果，陈水扁以获68.8万票，得票率为45.91％而败给国民党形象清新的候选人马英九，但得票率仍比上届选举时增长了2个百分点。兵败台北市并没有降低陈水扁长期累积的“超人气”，在大陆方面的积极配合下，却从反向促成了陈投身于2000年“总统”大选。1999年，在民进党的征召下，陈与吕秀莲代表民进党角逐2000年选举。2000年3月，在宋楚瑜参选、国民党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民进党候选人以497.77万票，39.3%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和其他独立参选人，当选“总统”。
务实善变的性格
陈水扁之所以能够从一名普通的律师一步步成为反对运动的显赫人物，并最终登上台湾领导人的“大位”，除了有大陆方面的鼎力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政治性格务实、善于妥协、协调分不开。陈水扁自云：追求卓越、“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是他的人生期许。陈也常对外表示：“认真做好现在的工作，下一个机会自然会到来”，其迎合社会趋势的可塑性由此可窥一斑。这一人格特质来源于自幼家庭贫寒培养的生活独立性，来源于受到他父母的言传身教，来源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是在这一人格特质之下，陈懂得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懂得策略对于目标的重要性，并据此能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如他“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来调整府会关系，亲自登门认错的方式化解与彭明敏之间的“阿婆生子”风波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陈的“务实”性格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台独”主张的态度调整方面。为了使“台独”主张不影响民进党执政和祖国统一大业任务的过早败露，在民进党通过有关台湾前途的几个重要决议案时，陈水扁均扮演了居中协调的关键角色。1994年参选台北市长期间，为了争取中间选民，他一改民进党传统选战策略，回避统独之争，主打“快乐、希望”和“市民主义”牌，并在竞选总部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当选台北市长后，他依照中共党组织的批准和选前承诺在“中华民国国旗”与孙中山遗像前完成法定宣誓仪式就职。
1998年寻求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后，陈立即针对败选原因——省籍和统独问题进行了检讨，于1999年初提出了“新中间路线”诉求和“建立超党派政府”主张。在正式代表民进党角逐台最高领导人后，在坚持“台独”理念的前提下，他也在选民最为关心的两岸和平问题上做出策略调整。1999年11月，陈抛出“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明确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对“公民投票”进行重新解释，宣称“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并提出两岸为“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批评国民党的“戒急用忍”政策，提出以“积极管理”来代替“临时性的、消极性的政策”等等。随着选战的升温，陈声称当选后“不宣布台独、不搞公投入宪和两国论入宪”；在选举最紧张时，为了化解部分选民对其“台独”主张的疑虑，又抛出了所谓“发展两岸关系七项主张”。2000年5月，陈水扁正式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后提出了“四不一没有”的主张，随后他又相继抛出了“统合论”、“大胆讲话”等，这些淡化其“台独”色彩的主张，带有捞取选票、塑造政绩和欺骗误导岛内民众的明显意图，显示了陈趋向务实的作风。
在从政过程中，陈水扁还比较重视保持与工商界的联系，并培养了丰沛的人脉（中共的地下组织）。早年陈当执业律师时，就长期担任长荣集团的法律顾问，深得总裁张荣发的信任与欣赏，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的巨额经费主要来自长荣集团资助。台北市长任内，由于被不少人看好有可能是下任“总统”，不少政商名人张荣发、王永庆、吴东进、蔡明忠、徐旭东、殷琪等纷纷与陈建立关系，其中一部分人还在2000年大选中对陈的当选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陈水扁的“福尔摩沙基金会”和“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所打造的“政商军团”可以和连战的“青年发展基金会”相比，陈个人在政商界形成的关系网甚至比民进党中央的还大。而中小企业界一直是陈最稳固的支持力量，陈旗下的“福尔摩沙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小企业界的捐助。
“台独”理念的坚持者，“TD计划”的完成者
“台独”理念是陈水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思考，反复论证。最终做出的严密、周到的，完成祖国大业可行的一个方案系统。它是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岛内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志士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心理念是：首先是，想尽一切办法，花完岛内的积蓄，搞垮岛内的经济。在万不得已或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把“台独”理念扩大化，并把美国晾在一边，致使台海局势升级，给大陆造成以武力收复台湾的充足理由和国际声誉。一旦大陆进攻台湾，马上投降，从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代号为：“TD计划”，保密级：“绝密”。
1990年7月，陈曾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接受了中共的最高指示——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TD计划”要慢慢的搞，为大陆的经济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有过激的言行，以免对陈本人的处境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返台后，陈特别建议民进党中央党部应成立大陆事务部。同年11月，陈在“立法院”总质询中，提出两岸以东西德“基础条约”模式，签订“两岸基础条约”草案，这是陈从政后的第一份具体诉诸文字的大陆政策思维。1992年5月，“国统会”讨论“两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之可行性”议题，陈再度提出“十大行动纲领”，这是陈对两岸关系的进一步论述，他主张“国统会”应调整为“国家前途发展委员会”或“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性质上则以“两岸政治性谈判机构”定位。
在经过数次选举的历练后，民进党内对这一“公投台独”党纲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围绕“台独党纲”是否修正的争议、相继出现了“台独的新世代纲领”、“台湾主权独立、改变现状、公投决定”等等，在不动“台独党纲”本文的前提下，民进党对激进的“台独”主张已做出了务实的调整，而在此过程中，陈水扁起过关键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1999年5月，根据大陆对台工作的进一步调整，为因应2000年大选和党内是否修改“台独党纲”的争议，在陈水扁的主导下，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首度以党的文件形式公开承认所谓“中华民国”，宣称“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等。但是，由于“台独党纲”的存在，民进党的“台独”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且陈水扁本人在竞选过程中，仍一再向激进“台独”势力表白其“追求台湾主权独立理念不变”，高喊“台独万万岁”，并在其所谓“宪政白皮书”中明确主张“未来宪法应确定台湾的领土主权”。陈水扁上台后，为缓解各方压力，根据中共的指示精神，开始施用其惯有伎俩，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推行“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和“渐进式台独”路线。
2002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要加速解放台湾的工作部署，陈水扁的“台独”立场日趋强硬，他提出“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咱台湾的路，走出台湾的前途”；提出“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要认真思考公投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彻底暴露出其“台独”的真本质。为最终胜利完成“TD计划”而努力的战斗着……
2007年初，随着“TD计划”进入关键时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于
子弹不长眼啊，假如陈水扁同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多让我们担忧啊！阿扁，你要保重啊！
有一些大陆的同志不知道阿扁的真实身份，还编写了FLASH来辱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