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专/政在宪/法上的演变

    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而确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早在1935年，毛/泽/东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及其各项政策。

    关于“民/主国家”的论述，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8年6月，在党中央发出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的概念。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著述，特别是在1949年“七一”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对此作了精辟的系统论述。毛/泽/东的论述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作为开国时期大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它的序言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当然与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1954年宪/法，那里写的人/民民/主专/政，也与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完全相同。虽然1954年宪/法所表现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与共同纲领相比，巳有较大的改变，但1954年宪/法通过的那个时候，我国还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不争的事实。资产阶/级的存在也就是他们同现行宪/法之间的差别所在。不过，无论是现行宪/法，或者是1954年宪/法还是共同纲领，它们有两个根本点是相同的，即：第一，这个政权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第二，这个政权都是以劳动者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着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势力实行的专/政。 
    
    1956年9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巳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这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已经执行着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所以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新中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联合、团结的过程中被改造，最后被消灭的。所以这个政权在形式上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1956年9月以后，“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在文件、报刊以及讲话里，很快被抛弃了，而普遍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来表述我国的政权。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的第1条，都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不是“左”倾思潮泛滥的反映。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诸如“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成了一般场合必呼的政治口号。当时，党制定了“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路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1975年宪/法还把毛/泽/东同志说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制作成《总纲》第12条。诚然，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搞的那一套，形式上看似极端重视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混乱。这是应该引以为训的。 
    
    我国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于1982年颁布了现行宪/法。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彭/真同志曾于1982年4月22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所作的《宪/法草案的说明》中，言及恢复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时指出：“现在的规定，更确切地符合我们的国情和阶/级状况，也可以避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曲解。”

    共和国最后一次修改宪/法是在2004年。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改动。修改的内容仅仅是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为“物权法”的出台扫平了道路！

    “60大寿”将近，也该还“人/民民/主专/政”一个公道了！